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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绝域”:汉代西域使者及其英雄时代_人文频道_东

西汉以降,随着中华文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日渐深入,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西域逐渐成为不同文化系统相互接触、碰撞和融合的历史舞台。一般认为,西汉以来史籍中“西域”所指称的具体地理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中亚乃至更远区域,后者似仅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近年来又有学者自立足中原的地域理念之外,对诸如“匈奴西域”等与“西域”名义密切相关的概念加以重新阐释和辨明,其论说意见得到传世文献和新出考古资料的有力支持,值得相关研究者重视。在汉王朝尝试对西域实施多样化的族群交往和区域控制的历史进程中,不应忽视“使”的突出作用。

汉使凿空西域开创英雄时代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期,显现出中华文明面向世界的广阔胸襟和宏大气魄。鲁迅先生在回顾汉代精神风貌时,曾写下“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等语,相关论断予以后人重要启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相对于西汉初年因“休养生息”和“无为而治”而形成的较为舒缓松弛的社会节奏,汉武帝时代乐章明显实现了由平缓向轻快的转换。张骞“凿空”西域的成功,实际开创了汉代西域经略史上第一个英雄时代,据说其间甚至一度出现“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从《史记?大宛列传》等相关记载可以看到,后张骞时代西域使者的出使规模和频度增长迅速。“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说明使团人数和规模已相当可观;“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反映出使距离和空间范围的明显扩大。

元光年间(前134?前129),司马相如为“通西南夷”事上书汉武帝,其中有句话引起汉武帝的特别注意:“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所谓“非常之事”,《史记索隐》引张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难知,众人惧也。”汉武帝对此番话似乎颇为激赏,以至20多年后又在诏书中予以特别强调,《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前106)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明确指出“使绝国”实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需要留待“非常之人”才得以实现。众多使者远赴“绝国”的历史表现,固然因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但试图复制张骞成功轨迹应是主要驱动因素之一,这也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正面支持。